于是,《欢乐颂》原本对于女性成长的细腻探索,逐渐演变成爽剧模式。开启了上帝视角的观众,都扮演起自己成长经历中的“事后诸葛亮”,谁都更愿意代入更成熟更睿智更洒脱更优秀的角色。我们对何悯鸿的厌恶,何止是对剧情人设的厌恶?从某种意义上说,这种厌恶来自于自己成长经历中的每一次尴尬、失误、挫折、懊悔和痛苦,可以抵御深夜醒来脑中闪回社死瞬间导致的脚趾蜷缩,可以用来逃避自己过去的无能、无助和无奈,因为大多数人仍可以在何悯鸿身上找到自己现在的窘境。我们讨厌何悯鸿成长的停滞,因为恐惧自己也在遭遇成长的停滞。导演以对比强烈的构图、颜色,精准捕捉角色之间暧昧涌动的气息与目光,更宏观地将女性的社会地位、男性的性向摸索、变性者的生存环境、老年人的情欲流动内敛地放进电影,虽说触及许多议题,却不只是点到为止,观影后的张力如片头时被割喉的山羊,家族多年来在社区积累的声誉都染得血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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